百年回望“赛先生”
本文摘要:百年回望“赛先生”

1919年,《新青年》喊出的“赛先生”和“德先生”,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。100年来,“赛先生”成为推动中国改换面貌、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。

“五四”百年之际,回顾风雷震荡,我们更理解中国科学进步百折不挠的源动力,更敬佩先贤为后人铺路的勇气与卓识。

“赛先生”唤起一代代青年

“100年前,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,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。”4月30日,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讲话中说,“五四运动,孕育了以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,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。”

数学家和科普专家王渝生说,五四运动前夕,1919年1月15日,被毛泽东称为“五四运动总司令”的陈独秀,在他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六卷一期上提出了“赛先生”和“德先生”,并说“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,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”,从而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。

“赛先生”作为这场运动的大将,冲击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统治、破除了教条与迷信的束缚,极大解放了青年人的活力。

王渝生说,鸦片战争以后,特别是20世纪初,西方科学如潮水般涌进中国,中国出现了很多翻译本,西方科学被一律叫做“格致”。而“赛先生(science)”这个词基本上是1919年,经过陈独秀上述一段话,才为广大中国人所知晓。

“‘赛先生’到中国,带来巨大的变化,可概括为‘四科’:科学知识、科学方法、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。”王渝生说。

早在清末,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就被有识之士特意提倡。而五四运动更进一步,点燃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火炬。

王渝生说,“五四”之后为“四科”而努力奋斗,取得成功的人比比皆是。詹天佑成为时代偶像——不光是某一行当的专家,也是爱国者和思想者。他们不畏艰难,愿意为科学和民族献身的故事,感动了一代代年轻人。

“1930年代到1940年代,国难当头,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,都出现了一批出色的学者。”王渝生说,他们正是秉承了“赛先生”精神,并传递给下一代年轻人。

王渝生记得,1956年毛泽东提出“向科学进军”。当时读中学的他,开动脑筋画了一张“科学号”机器草图。那是一辆大卡车,前后两张嘴,吃进去泥土石头木头,拉出来的是高楼大厦。他想要用科学的力量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

王渝生当时的榜样是科学家汤飞凡。汤飞凡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,在1955年发现了沙眼病原体。王渝生说,“赛先生”的感召,让他走上科学道路。

“一直到今天,我取得一些成绩,就是因为尊重‘赛先生’的教导。”王渝生说,“现在我76岁了,还在做科学普及,也是要为‘赛先生’服务。我想我会永远跟随‘赛先生’,直到生命终点。”

时势造英雄

科学的重要,被我们视做当然,但这是“赛先生”努力的结果。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学技术史系副教授罗兴波说:“科学进到中国来,很多排外的保守派是反对的,民众接受也用了很长时间。百年前,普通人没觉得科学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。所幸有一批精英知识分子,看到了科学的巨大价值。今天,‘科学与生活密不可分’已成为我们的共识。”

1919年“赛先生”开始被中国人推崇,与清末教育革命有关。科学史家,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扬宗说:“中国1904年推行新式学堂,1905年废除科举,这是一个重要转折点。1904年后接受新教育的年轻人,知识结构则完全不同,世界观改变了。十几年后他们成长起来,面对死气沉沉的局面,为了找寻出路,开始发声。”

19世纪末已有中国媒体宣介科学。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文章中已经开始赞颂科学。清末科学教材全国印刷流通,普及了新知识。1915年中国科学社成立;致力于在中国传播新知的《科学》杂志同年发刊。

王扬宗说,中国科学社的教授是后来支持“赛先生”的主力。他们多为留美和留欧学生,许多人跟世界一流科学家工作过,比起只能从书本上感受科学的清末的徐寿那批人,新一代更明白科学是怎么回事。

罗兴波指出,尤其是1909年开始的“庚款”留美学生,基本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,回国后成为促进科学的主要力量。“《新青年》一开始还是竖排;《科学》则是横排。”罗兴波说,可见《科学》之新派。

1917年,任鸿隽在《科学》杂志上翻译欧洲人的演讲说:“中国长期受保守主义之统治,进步缓慢不足为怪,当前急务是要普及科学精神,尔后才有进步可言。”任鸿隽认为“其说颇针发吾国人症结而药之。”可称之为“赛先生”的先声。

陈独秀激情肆意的文章,最大的意义,是让“赛先生”从精英书斋走向普罗大众。而且陈独秀指出科学可以解决精神问题,这种说法对去除中国过去的迷信和神学愚昧是有利的;也奠定了后来中国人对科学的敬仰心态。

“新文化运动那批文章,比现在的人写得更漂亮,很有青春朝气。”王扬宗说,“青年人的激情,一是因为学的全是新东西,很难忍受旧东西;二是他们在进化论影响下,认为努力才能生存,都力图发出最强音。”

从科学救国到科教兴国

“科学跟国家盛衰贫弱有关系”的观念兴起于维新运动,此时国家存亡成了问题。陈独秀并不“独秀”。王扬宗说,任鸿隽、赵元任和蔡元培的科学观,都是培根式的“科学就是力量”。这代学人接受19世纪欧洲主流观念,相信科学攸关国家富强。

“五四”前,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。“五四”后,中国的科学体制建设迎来重要阶段,较快吸收了西方科研体制的优势,助推一批学术自主的大学与机构诞生。“与工业结合的现代教育科研体制,欧美也是20世纪初才建立起来。中国很快引进。如果没有五四运动,能否有此进步很难说。”王扬宗说。

1937年的抗战打断了科学进程。尽管也有茅以升等科学家,有西南联大的传奇,但中国科学总体薄弱。所幸1940年代后期不少人才留学海外,为后来中国的“两弹一星”事业奠定基础。

王扬宗说,1949年后,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学。国家的科教体制十年就建立起来,分为“五路大军”——中科院、高校、行业、地方和国防。国家的科技投入、教育规模、科研人数是民国时期不可比拟的。当初中央研究院经过20年发展,只有14个研究所。大的所几百人,许多所只有十几个人。新中国成立后光一个航天系统,就是几百个研究所,几百家工厂;中科院有一百多家研究所。那个时期涌现出不少成果,比如“两弹一星”、人工合成胰岛素、青蒿素、华罗庚陈景润的数学工作等等。